聆听音乐的过程就是与古人交流作者交谈自己交心的过程与心的适中相呼应，在音乐上，就是对“适音”的提倡。何谓“适音”?理论上不难把握，适音就是“适中之音”。他说:“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以荡听巨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不詹则窕;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溪极，溪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抟，不抟则怒。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巨”和“小”是指音量,“清”和“浊”是音高，音量过大过小，音域过高过低都非“适”，故都不合要求。这是从音乐形态讲“适”。 　　要想“音适”，就要取“衷”，即折衷。“何谓适?衷，音之适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仲夏纪·适音》)“衷”即“中”是适中、节制、平和。遵循“中”的原则，音乐就会“适”。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是“衷”，一定要是“适音”?难道仅仅就是因为“太巨”则“耳不容”“太小”则“耳不充”，或者“太清”则“耳溪极”,“太浊”则“耳不收”?这当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与其“感应”思想有关。前面说过，心只有在平和之时才是快乐的，只有平和才能够感受到感官所提供的快乐。心的平和状态就是“衷”和“适”的状态。听乐之心是“适”，那么，音乐要想得到听乐者心灵的感应，就必须与之相应，也是“适”的。他说:“以适听适则和矣。”这两个“适”，前者是心，后者是音。两者“相类”，才会发生感应，出现审美活动。 　　与“适音”相反的是“侈乐”“侈乐”的特点就是不“衷”，就是“以巨为美”。“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这种追求极端的过分行径，总是同特定的政治状态相吻合的。“宋之衰也，作为千锺;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侈乐》)侈乐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求得最大的快乐，但由于违背了乐的本性，结果反而不能给人带来快乐。 　　《吕氏春秋》特别强调音乐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他说“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仲夏纪·适音》)“流辟、誂越、慆滥之音出，则滔荡之气、邪慢之心感矣;感则百奸众辟从此产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季夏纪·音初》)说明这种联系不但非常紧密，而且严格地对应，其对应中的沟通机制，就是“感”，亦即“感应”《适音》说:“凡音乐，通乎政而风乎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这里的“通”，就是以感应而通，因此是双向的、互相的，音乐能够感应政治，政治也能够感应音乐，彼此是协同关系。“适音”和“侈乐”能够各自引发不同的心理感应，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所以才引起古人的特别重视。 　　聆听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