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下宝姐手机铃声下载 　　图/受访者提供 　　2022年8月6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严绍璗逝世，享年82岁。他是著名比较文学家、古典文献学家、中国日本学家，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研究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严绍璗曾获号称“日本文化研究诺贝尔奖”的“山片蟠桃文化奖”，也是首届“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和首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开创了比较文学“发生学”研究和“日本汉籍文献学”。在比较文学、日本学、古典文献学，以及国际汉学 （ 　　中国学） 诸领域均取得卓越成就，并且在这些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发自北京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贺伟彧 　　编辑 / 杨子 rwyzz@126.com 　　1974年，严绍璗参加“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日团”，走访日本各著名大学，“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留存于彼国的数量众多的汉籍……便萌生了要查明日本藏汉籍诸种状况的念头。” 　　此后30年里，他多次往返日本，对那里至今保存着的我国自上古以来到17世纪的汉文文献典籍做了全面调査，收录并甄别了一万零八百余种文典 　　“中华书局竟然出这样的书” 　　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三卷本《日藏汉籍善本书录》，380余万字，作者严绍璗，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他将这部著作视为自己的“墓志铭”。写到后期，感觉自己已入垂暮之年、身体不济，担忧写不完怎么办。 　　2022年8月6日，严绍璗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他担忧的事情没有发生。 　　从18岁到北大读书，到后来任教数十年。从思想成长、定型，到学术上勇猛精进，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成长，严绍璗都在北大获得。他坦言自己是典型的学院派学者，很多想法跟社会上的人不一样。太太总是要他少发表意见，说他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严绍璗知道的是象牙塔内的事情，是如何治学。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院长钱婉约评价严绍璗：“从上一代学人手中接过了理想与抱负，也包含了清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落后于邻邦的抱憾，扛起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学术使命。” 　　写这本书的念头萌生于1974年，当时，严绍璗参加“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日团”，走访日本各著名大学，他在自述中称，“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留存于彼国的数量众多的汉籍，激愤和惆怅融成难以名状的心情，于是，便萌生了要查明日本藏汉籍诸种状况的念头。” 　　特殊的历史时期，访日结束回到国内，为了“洗涤从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的污染”，严绍璗接受上级安排，到北大锅炉房做运煤工两个半月，工作时间是每晚9点到次日清晨5点。白天，他频繁参与相关外交事务，如接待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参与接待以吉川幸次郎为团长的“日本政府文化使节团”等等；夜里，他化身运煤工，锅炉房是他全部的天地。 　　此后30年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翻天覆地，象牙塔内，严绍璗初衷不改。为这本书，他多次往返日本，对那里至今保存着的我国自上古以来到17世纪的汉文文献典籍做了全面调査，收录并甄别了一万零八百余种文典，综合记述了它们在文化史意义上大致的来龙去脉，目的是为了寻找和建立研究上述各个领域的基本的“事实源点”。 　　北大和清华举办这部书的“学术研讨会”，称此书的编撰与出版不仅是对一个作者、一个学校、一个学科具有积极的意义，事实上它为人文学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日本文学会前会长中西进教授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 “我读过一些中国学者研究日中文学关系和日本文学的论文，心里有许多疑虑。后来我读了严绍璗的著作和论文，深深感到‘北京大学はやはり北京大学た’（北京大学到底是北京大学啊）！” 　　2008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特地在京都举办了名为“严绍璗先生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纪念”的祝贺会。这是日本国家人文研究机构第一次为一个中国人的一部著作举办“出版祝贺会”。他们认为这部书录的编撰成功，“为推进日本文化研究增加了助力”。户川芳郎理事长说，“这本来是应该由我们日本学者做的工作，现在由一位中国教授完成了。我为我们日本人感到遗憾，我们为严先生感到光荣！” 　　与此同时，这本书在国内引起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完全是外行做的，劝诫严绍璗还是做“中日关系研究吧”。他们责问“中华书局竟然也出这样的书”，言下之意是一个“外行”做了一本“糟透了的书”。这种愤懑在严绍璗看来，是自己在学科界限上“严重越轨”“搅了他人的饭碗”所致。 　　该书出版三年后，2010年底日本设立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的唯一奖项“山片蟠桃文化赏”评审委员会全票通过，授予严绍璗第23届“山片蟠桃文化奖”——该奖每3年颁发一次，此前中国获奖者只有周一良先生。 　　1960年代，严绍璗和爱人邓岳芬 图/受访者提供 　　谈及学术道路的选择，严绍璗提到梁启超。梁先生当年对自己的《新中国未来记》自嘲道，这本书“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严绍璗说自己的学术观念和具体的学术作业就像这本书一样，实在无法让它在眼下的“单一学科”的某个范畴内就范。他认为，近代关于人文学术的“分类”所造成的“壁垒”常常会使“不安分”的学人陷入尴尬境地。 　　有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严绍璗谈及的某人某事有所质疑，严绍璗很认真地说：我是有日记的。“说实话，学海本无涯，我们上下这几代人耽搁的时间以及面临的陷阱实在太多，在漫长的学术史上，大概只能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认真记录下我们在这个风云变幻、跌宕起伏时代的阅历、观察与思考，或许更值得期待，也更有价值。” 　　陈平原知道严绍璗有这个写作计划，他感到可惜的是，能言善辩、特会讲古的严老师，留存在五卷本文集里的“自述”实在太少。不知是因晚年身体状况不好，还是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严老师的回忆录最终没能完成。 　　从上海到北京 　　195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未名湖上空升起了艳丽多彩的礼花，把湖面、水塔、石舫、古钟，还有全校欢乐的人群，照得通体鲜亮。正是在这辉煌的一刻，严绍璗踏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在他的记忆中，北京大学从这时起近50年的漫长岁月中，只有这一次为庆祝共和国诞生10周年并欢迎59级新生，才有如此灿烂的礼花。 　　马寅初校长在东操场大会上欢迎新生，他用浓重的宁波、绍兴一带的官话说：“各位，兄弟今天代表学校当局，欢迎诸位来北大念书，成为未来国家的栋梁……”这些话让年轻的严绍璗兴奋了好几天。 　　来北大读书，是严绍璗幸运搭上的末班车。严绍璗出生于上海，在复兴中学读书时，得过上海中学生文学创作第一名，还有一部中篇小说《共青团员前进》得了1958年上海中学生鲁迅奖。1959年考大学时，严绍璗想搞创作，但中文系都是搞理论的，他就想考新闻系。当时国家规定新闻是机密专业，他的政审不合格。 　　严绍璗的爷爷是上海的烟草资本家，学徒工出身，后来办了大东南烟草公司，1930年代在华南非常有影响。 　　他父亲早期在圣约翰大学学数学，后来为追求自由民主，改上震旦大学，学了四年法文。毕业时欧洲战争开始了，他不能留学，决定跟资本家父亲脱离关系，跑到湖南衡阳电报局当了个自食其力的小职员。1939年父亲去世，他作为长子回到上海，继承家产。就这样，“很活跃的一个进步青年被迫成了资本家”，严绍璗回忆。 　　后来父亲成了右派，但这不妨碍他一辈子信奉马列主义。时代加诸父亲身上的悲剧，让严绍璗很早就懂得不为外物所困的道理，他总能用自己的幽默与豁达去开解，去寻找出路。 　　1974年，严绍璗 （前排左一） 参加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友好访日团”访问日本 图/受访者提供 　　政审通不过，严绍璗就去北大读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后来留校任教，一晃几十年。原本的计划是，到晚年，他和兄弟姐妹都在上海相近的位置有住处。有过来自上海和其他高校的邀约，但严绍璗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离开北京。 　　“北大有时候被高度神圣化，其实也有人性险恶的一面。北大有时候又被简单地骂得太厉害，其实在关键时刻，北大的传统力量、人文精神是很顽强的。”严绍璗在北大得到的精神滋养，让他安于象牙塔内的学术时光。 　　他在回忆中提到，1980年代初期，有一天历史系突然传话过来，要自己有空到邓广铭家里去一趟。邓广铭对他说，“我没什么事，只是最近看过几篇你写的关于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文章，这事你要坚持下去，我跟你说，你要记住，这事很有价值，你坚持十年，必有成效。等学术界别的人醒过来，你已经走在前面十年了。我找你来没什么事，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怕你半途而废。” 　　出来时，经过博雅塔，邓广铭说，“这明明是水塔，梁思成设计的，有人却胡说是佛塔。湖光塔影很美，说水塔未免煞风景。但事实就是事实，学术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来不得虚假。”严绍璗想他一定是有感而发，在北大的岁月里，老先生的这种影响潜移默化，绵延数十年。 　　特殊的课程表 　　严绍璗学业的第一个学科是“中国文化和古典文献学”，现在说起来是“经典的国学”。 　　从1959年到1964年的五年中，他和同学们上了42门课。北京大学当时集合校内外著名学者（以北京为中心区域），如游国恩、邓广铭、郭沫若、吴晗、启功、冯友兰等组成的教学阵营，为二十来个学生授课。 　　老先生们普遍重视文本的基本训练。讲授“文学史史料学”的彭兰先生是闻一多的学生，她说，闻一多先生当年要他们背出整部《诗经》，现在不要求你们全背，但你们至少要背个七八十首吧！经学生们“求饶”指标减为五十首，但大多数同学还是背出了七八十首。游国恩先生教《左传》时，也要求一段一段背出来，散文段落比较长，他就划定重要并且精彩的段落让学生背诵。 　　冯友兰先生要求背诵《老子》五千言。老师们说，当你背书的时候，无论是默默念诵还是大声读出，你能把它念下来，实际上你就已经大致把“标点”点出来了。古书标点是很难的，因为如何句读，就表明你能不能明白文本的意思。对古代文化的解释发挥，都应该从熟读文本开始，这是必须养成的“文本功夫”。在老先生们看来，没有这点基本功，那就“免谈学问”了吧。 　　“这是北大给我的恩惠，”回忆这段求学路，严绍璗觉得中国经典文化的基础性教养是自己全部学术的基础，可以看成是走进“人文学术研究”这一广阔天地的根本性起点。 　　1962年，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未名湖畔朗朗的读书声》的散文，描述的就是他们当年背书的情景：“在东方阳光熹微时，未名湖畔坐满了文科的学生，以中文系特别是古典文献的学生居多，他们口中念念有词，仿佛迎着阳光背诵古文就是在建设祖国的未来。” 　　大学三年级，严绍璗从图书馆借来一本日本学者翻译的法国学者的《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这是一部研究《诗经》的著作。可以说是欧洲中国学史上第一部以“文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的观念来解析《诗经》的著作，在近代“文学”的立场上把《诗经》从“儒家经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边读边从日文翻译成汉文，饶有趣味。 　　专业秘书吴竞成老师到宿舍辅导时发现了这件事，汇报给魏建功先生。 　　魏先生特地到32楼宿舍看严绍璗的“译本”，亲切地说，“这样的读书方法很好，你们上了《诗经》的课，再看看欧洲学者是怎么理解《诗经》的，哪些有启发有意思，哪些他们搞不明白说得莫名其妙，这样自己的眼光就大了，既复习了功课，又练习了怎样把握外国人的观念，不过这本书的原版是法文，现在你读日本的译本，还得留心他们是不是做了手脚。” 　　1982级学生入学不久，严绍璗教授和同学们一起秋游长城 图/受访者提供 　　魏先生提到，20年代自己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钱玄同先生教汉语音韵学课程，用的是瑞典一位学者用英文写成的《古代汉语》，大家跟着钱先生一起读这个英文本。这让严绍璗觉得很神奇、很了不得。 　　1959年冬天，严绍璗大学一年级上学期结束，系办公室发现他和同班另一位同学的课表被编错，原来两年半的英文，他们半年修业及格完成了。魏先生知道后说，你们现在还有四年多的时间，英文及格通过了，再去学一门日文吧。日本人接受了中国大量的文化，他们搞了我们很多东西，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将来是一定要有人把它们弄清楚的，“你们去学日文吧！” 　　后来严绍璗慢慢地明白了魏先生心里大概一直关注着一个层面，就是中国文化外传以后，比如传到日本以后，在日本极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必须弄清楚的。 　　日语不吃香，北大当年全校念日文的(日语专业外) 加上严绍璗和那位同学只有9个人，其中7位同学是理科的。这件事冥冥之中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 　　“你那个日文现在怎么样了？” 　　1964年，严绍璗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留校任教，住在文科单身教师集体宿舍——19楼。三年后，他与新婚妻子搬进16楼——这里紧邻着大饭厅、三角地，是燕园的中心地带。从他居住的207室的窗户里，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大饭厅所有的活动。 　　不久，严绍璗去了鲤鱼洲的“五七干校”。鲤鱼洲是江西鄱阳湖的一个围堰，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干校成员全是北大、清华老师。他在鲤鱼洲待了一年多，1971年7月回到北大。 　　回来后的一天，严绍璗在未名湖边碰到杨晦先生。烈日之下，杨先生先问了一些五七干校的情况，忽然问：“你那个外文丢了没有？” 　　杨晦先生当时还没有“解放”，顶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两顶大帽子。 　　严绍璗问，“您说的是哪个外文啊？” 　　“你那个日文现在怎么样了？” 　　严绍璗心里一惊，“先生竟然还记得10年前系里本科一年级学生读日文的事！” 　　“日文还马马虎虎吧。这次去了江西一年半，带了《毛主席语录》和《+++文选》，都是日文版的。” 　　在严绍璗的回忆中，彼时大家都这样，没什么好琢磨的，总要找点事做。一同去的裘锡圭带了本新华字典，背得滚瓜烂熟，发现问题就标出来，后来成为享誉国内的文字学家。 　　“北大当时要革命的对象太多了，根本轮不到我这个助教。”当时他到处找唱片，那时候只发行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的唱片，有英文版的也有日文版的，他反反复复练习听力。 　　严绍璗写过一篇文章，说《水浒》是投降主义，《北京晚报》不敢发。1975年8月16日，他在郊区劳动，突然被叫回北大。说他理论水平很高，要调入“梁效”写作班子。那篇文章以“闻军”为笔名在《红旗》上发表了。严绍璗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个知识分子，而“梁效”是封闭的，出门很严格，要登记，还规定时间，他就找机会离开了，前后只待了三个半月。 　　吴小如先生是严绍璗的老师，他在鲤鱼洲上对严说，当时最苦恼的不是劳动的艰苦，而是这里没有一本书可以读，“不读书怎么活呢？”吴在“斗私批修”会上批判自己这样的精神状态，可他还是惦记着“谁有什么书可以借来翻翻”，自嘲：“就像吸烟的，戒不掉呀！” 　　严绍璗与陈宏天（后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杨牧之（后来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几位东奔西走，请教郭沫若、赵朴初、李淑一诸位，编写了《+++诗词注释》。后来又与孙钦善、陈铁民两位一起断断续续编著了一部《关汉卿戏剧集》，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他还依据平时读到的一些野史笔记撰写了《李自成起义》。在半隐蔽半公开编书写书的同时，他还利用能借到的材料和从抄家前的父亲家里拿出来的旧文本抄录了一些关于欧洲传教士和日本学者翻译和研究中华经典文本的资料。 　　回头看，那个阶段的学术成果让人怀疑。但严绍璗认为，全面审视这一特定时空多元层面中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就会发现，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他举例，1969年国务院向北京大学下达了研制每秒100万次大型计算机（即150机）的任务，现在的杨芙清院士当时参加了这一课题并且成为她后来迈入世界计算机前沿的起步。 　　Sinology的启封 　　严绍璗的治学之路从未有过实际的、长期的中断。1964年，毕业后他留在北大当助教。报到的第3天，魏建功先生安排给他的第一件工作，是让他参与“启封”16年前被查封的原“哈佛燕京学社”编纂、整理的中国文献资料，“这就是美国Sinology（汉学）的一个层面啊！”严绍璗感慨。 　　启封的决定来自更高层。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秘书长齐燕铭先生向北大建议在1964年的“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生中留一两个年轻人，趁着中方老人还在，把这些被封存的‘哈佛燕京学社’的材料打开来看看，究竟他们做了些什么，对我们有什么价值”。 　　魏建功先生提出，“把严绍璗留下吧。” 　　严绍璗去的时候，这批资料已经封存了14年，“满地的灰啊”。实际上只做了不到两个月，齐燕铭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项工作被迫中断。但对于严绍璗来说，“Sinology”的种子已经埋在心底。 　　1976年，严绍璗一家搬入中关村19楼居住。楼里每家人分得一间12平米左右的房子，勉强放下一床一桌。那时他正在编撰《日本的中国学家》一书，每天6点半骑车到北海的北京图书馆，下午5点闭馆时回来，午饭都吃不上。 　　严绍璗回忆，那时候北京图书馆是8点钟开门，去借书要等柜台里的服务员聊完天，快的半个小时，慢的一个多小时。中午就更麻烦，没办法吃饭，因为要吃饭就得把书还掉，吃完饭再排队借，又得折腾一个多小时，而下午５点钟图书馆就要关门。所以他中午就干脆不吃饭了。肚子饿好说，口渴实在让人受不了。后来发现，北图一楼男厕所里有自来水，喝水的问题解决了。多年后他还时常想起北图的那个水龙头。 　　晚上回到家中，空间实在狭小，白天誊抄资料的卡片没办法铺开整理，只好让儿子先睡觉，就在他盖的被子上平铺卡片。孩子很听话，努力保持一动不动。可睡觉总要翻身，有时小家伙一动弹，两三排卡片“哗哗”地滑到地下。孩子紧张，轻轻地说：“爸爸，爸爸，我不是有意的！”妈妈立即说：“不要紧，不要紧，你翻个身吧！”严绍璗把卡片捡起来，重新排过。 　　一年半左右，这个101室中，在桌子和儿子身上平铺的卡片，终于变身为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国际中国学”工具书。后来儿子40岁了，严绍璗发现他睡觉的姿势还是那么笔挺。 　　1978年春节，一位日本学者说要来严绍璗家拜年。“外事无小事”，严绍璗向学校汇报，他们说千万不能让他来，住的那房子太丢脸了。请他吃个饭，就算拜过年了，费用由北大报销。谁知年初二，严绍璗正在走廊洗衣服，人家自己找来了。后来这位日本学者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严先生一再告诉我他的房子很小，所以我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去了才知道，我的想象力是远远不够的。我终于知道了‘四人帮’是如何迫害知识分子的。” 　　严绍璗也郁闷过，也有想法。“北京盖这么多房子，也不知道是给谁住的，总也没我们的份。”但他并不觉得活不下去，照样做自己的学问，写书。“对生活的要求还是清淡，最主要是有自己喜欢思考的学术问题，就投入开心，不会那么在意生活上的事情了。” 　　严绍璗编著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书影 图/周昀 　　当务之急不是匆忙亮出大旗 　　1982年，严绍璗参加了《读书》杂志在北京民族饭店举办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朱光潜、黄药眠、李健吾、周钰良、李赋宁等先生。在这次座谈会上，严绍璗提出要创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是我国比较文学界第一次有人提出创建中国学派的学术构想。 　　自那以后，不断有中国学者呼应严先生的倡议，号召成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有些学者甚至早早打出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大旗。但在三联座谈会之后，严绍璗却较少在学术界和舆论界谈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话题。 　　这是什么原因呢？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蒋洪生回忆，严先生在课堂和私下谈话里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当务之急，不是匆忙亮出大旗，而是先要创造中国比较文学的实绩；有了实绩，才好打出中国学派的大纛。没有实绩，打什么旗子都不管用，别国的人也不会认的。 　　在培养学生方面，严绍璗一向直言不讳。他认为广征博引的目的是阐述自己的命题，更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但不少论文满篇都是他人的言说，不是为了完成自我的论述，好像只是以自己的表述来证明引文表述的他人论说的准确性，常常在论文中称这一块是依据海德格尔的理论演示的，那一块是依据福柯的理论演示的，另一块又是依据伽达默尔的理论演示的。 　　“自己的思想在哪里呢？一篇论文失却了学术自我，几乎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严绍璗解释，一个人吃鸡鸭鱼肉蛋和蔬菜后，如果他要展示自己身上这块肌肉是由鸭肉长成的，那块肌肉是由牛肉长成的，人们一定会觉得他不正常。一个人吃了各种食物后，只有经过自己体内的多种系统的运作、吸收和排泄，才能养成自己的物质力量和意识的基础，否则就会积食、虚胖，看似块头很大却不堪一击，继而百病丛生。 　　有一年，严绍璗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日本文学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北大中文系通知他回来参加学位评审，说系里这次可能会提出82篇博士论文（后来大约有四十多人真正申请答辩）。当时文部省一个官员问今年有多少“博士学位申请”，严绍璗随口告诉他八十多个吧。文部省官员说，北京大学一年培养八十多个博士，很了不起啊！严绍璗回答，不是北京大学，只是一个系。知道北大一年可能要培养逾千名博士后，这位官员笑着说：“北大一个学校的博士数量已经远远超出日本全国国立大学的博士数了。” 　　“现在我们的博士生、硕士生招得太多了吧。”严绍璗认为，社会上不少行业入行标准就是“博士”，相关部门又把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评价学科的标准之一，于是大学就生产这么多博士。大学教师也以“博导”头衔为荣，他看见不少名片上写着“博导”，感慨社会在这个层面上真是极其虚华！当一件好事做到“泛滥成灾”的时候，必定与“粗制滥造”成为同义词。 　　2013年春，严绍璗再次讲授 《历史文化论》 图/受访者提供 　　严绍璗1994年开始带博士，一年也就一两个。吉川幸次郎是1950到1980年代日本中国学绝对权威，他一生招过一百多个博士生，只有11个毕业。“吉川的博士”首先就是一个学术地位的认证，博士读到这个程度才有意义。 　　严绍璗特别不赞成现在文科的博士制度——毕业太容易了。他认为，不读博士也可以成为学者，但博士要把学术性规范改造到学术研究上来，让研究生命沿着合适的道路走。规范不是某一个人想出来的专制统治，是先生，先生的先生，一代代积累的经验，概括总结出来的。 　　严绍璗是典型的学院派。他读书时，顾颉刚先生说，你们有什么学术感知就写下来，但不要发表，每年拿出来看看，有什么补充和修正，20年后必为大作。在严看来，学问要千锤百炼，不是感想式的，不是激情表达式。像现在这样3年出一个博士论文，不可想象。现在的政策，教授调入以50岁为上限，但人文学科要50岁以上才出成果的。季羡林说他70岁之后开始出成果。 　　在筛选博士的标准方面，严绍璗强调原典实证，需要生活的积累、文化经验的积累。从小学一直读书到博士，这样的学生很嫩，做不出大成绩。他不从硕士生直接招学生，一定要工作一段时间，再回来考博士。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张沛至今记得严绍璗的课堂。上课从他前一天看到的电视或报纸新闻开始，然后加以评论，不知不觉进入当天的课程。按照今天的教学评估要求，张沛疑心严老师的课可能不会得高分，“但是大学课堂应当是这样，北大尤其应该如此。北大的传统就是不拘一格、万类霜天竞自由。老师‘甲乙丙丁、1234、ABCD’地讲，学生在下面做笔记，没有现场的互动，没有个性的展示。这是高中而不是大学，甚至是高中都不应该有的现象。” 　　2022年2月3日，北大比较所、北大出版社、北语、北外同仁赴泰康养老中心看望严绍璗夫妇。前排左起：张冰、周阅、严绍璗与夫人邓岳芬、陈跃红，后排左起：高冀、秦立彦、张洪波、陈戎女、蒋洪生、张沛、张辉 图/受访者提供 　　世间再无严先生 　　晚年，严绍璗夫妇搬到北京昌平的一所养老院里。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涂晓华在文章中回忆，“一向精力旺盛的严先生入住养老院不过三年功夫，他真的开始感觉到他老了，他说：我现在读到自己写的文章，会有奇怪的感觉，我惊奇自己能写出它们来，不胜惊奇。前辈有豪言‘不知老之将至’，我自己感慨万千，我自己已经深知老之已至矣……” 　　2015年，严绍璗获得首届 “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 　　2016年，严绍璗获得首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 　　2018年10月20日看望严老师后，涂晓华在备忘录里记下了严先生所说：你们以后打电话的铃声要让它长一些，我从外面或者里面来接电话，我现在的听力不太好，我们这养老院，老人越来越老了，人虽然很多很多，但说不上话也是真的，昌平过去是很遥远的地方，从前来昌平是不得了的。 　　张沛记得，有一次全所同事一起去看望严绍璗，严老师说这里什么都好，就是生活不太自由，比如出入要打卡。这时严老师的太太在一旁笑了，插话说：我们这把年纪了，还要自由做什么。当时大家都笑了。 　　每次去看望，严老师都无比热情，不辞辛劳带领大家参观养老院内设施，并再三挽留用饭；人们告辞离去，严老师一定送客到大厅门口，在高大敞亮的玻璃幕墙边伫立挥手看着他们远去。“多病独愁常阒寂，故人相见未从容”，每次想起这一幕，张沛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蒋洪生回忆，严先生喜聚不喜散，总是愿意和朋友们一起谈天论地。但是去了昌平养老院之后，就没有和朋友随时走动的便利了。 　　严绍璗和家人 图/受访者提供 　　就在严绍璗去世这天，8月6日，蒋洪生和张冰老师前来探望。严绍璗眼睛不能睁开，也失去了意识。蒋洪生把带去的康乃馨和满天星装进爱尔兰风格的花瓶里，往花瓶里注了水，放到老师病床前的茶几上。 　　11:10左右，他探了探先生的额头，热度尚在，但先生的眼角有泪，似对人生不舍。之后，主治医生说，严先生病至晚期，时日无多，大家及早做好准备。11:40左右蒋洪生离开医院。20分钟后，12:02，严绍璗去世。“那天没在先生的病房多待一会儿，我后悔不已。自此世间再无我们敬爱的严先生了，惟有先生之风，苍苍泱泱，山高水长。” 　　刘萍教授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严老师是他们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他们班的同学都不会忘记在大学度过的第一个新年——包饺子和跳交谊舞。 　　那天他们把严绍璗家的煤气罐从中关村搬到了20楼的会议室，师母只得带着孩子去外边用餐。大家用脸盆和了面，在桌子上擀饺子皮，大快朵颐饱餐一顿后，便开始了大学时代的交谊舞首秀。不知什么时候，同学们发现老师已经悄悄离开——严绍璗把一个快乐的夜晚留给了这些舍不得摘掉胸前校徽的大一新生们。 　　1959年春，严绍璗在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前，撰写了122行长诗《向科学进军》：“朋友，亲爱的伙伴，把眼睛放远些：看看东方的旭日，在怎样升起；望望月亮和你，到底有多少距离？……我们会有自己的星际探险队，去揭开大自然的一切奥秘！……我们一定会以高度文明的国家，出现于世界！” 　　（参考资料：严绍璗 《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我在北大的早年经历》《我的老师们》《堪忧的博士生教育》；我的五十年的作业：会通学科 熔“义理辞章”于一炉——《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口述史课题组”采访严绍璗先生谈“五十年的学术路径”；钱婉约《严绍璗：圆融与超越》；陈平原《那位特会讲古的严老师走了》；光明日报《严绍璗：为学术开门挖洞》；南方周末《严绍璗治学记》；蒋洪生《先生之风——忆严师绍璗教授》；张沛 《访谈：缅怀严绍璗老师》；涂晓华《燕园守望，笑谈人生：追忆我的导师严绍璗先生》；漆永祥《严绍璗先生逸闻十则》；中华读书报《严绍璗：象牙塔里纯学人》；刘萍《永远的师生缘——追忆恩师严绍璗先生》） 　　一人之下无涯手机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