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执笔为你绘丹青是哪首歌里的歌词公元1069年，一场以改革为初衷、而后席卷北宋王朝的政治风暴，以燎原之势燃烧起来。这场风暴发生在改革的倡导者、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和抵制变法的反对派之间。变法的反对者几乎包括了宋仁宗时代的所有元老重臣。苏东坡本是后起之秀，却被这次改革影响了一生的命运。 　　倾情一生求变法 理想未竟暗神伤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赵顼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北宋的 　　第六任皇帝。这时赵项只有十九岁，却从父亲手中接过一副沉重的治国担子。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军费开支庞大，官像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供给辽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留役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年轻的赵项不得不重新审视并思考祖辈们定下的治国方略。他深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初登大宝的他血气方刚，处处流露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故他登基后就想大干一场。赵项深信，只有变法才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在他的主导下，另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也被推向北宋的最高权力中心。这个人就是 　　名相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二十一岁的王安石进士及第。宋神宗即位前，王安石已是北宋官场和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宋神宗上任第二年就将四十七岁的王安石从外省调回京城，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 　　照宁元年(1068年)腊月，苏东坡把照顾父母坟茔等事宜托付给堂兄和邻居。兄弟俩整理行装，携家眷自陆路返回京都。从此，他们再也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 　　照宁二年(1069年)，一场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社会改革运动，以汹涌之势展开。其大刀阔斧的改革实验，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它引起的冲击和震荡直到宋朝灭亡才停止。 　　身为改革派代表人物，王安石最钦佩的变法者是商鞅。他曾经写过一首《商鞅》诗，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他颂扬了商鞅取信于民和坚决变法的举动，肯定了商鞅的治国方略。 　　王安石是个思想、禀性都异乎寻常的特立独行者。他平日里衣食朴素，无视他人的评价，即使当了宰相也依然如故。他天生博闻强记，从不死读四书五经，农、林、工、商各类学问均有涉猎。在被宋神宗重用前约二十年时间里，王安石远离京都任职，尽管每任一地都颇有政绩，但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晋升，宁愿在偏远省份当一小使。此举使其声誉越来越高，以至于后来朝廷官员都想一睹其风采。他在所治属地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把他的新社会理想小范围地实施了数项，实施效果很好，他也因此深得百姓爱戴。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朝廷任命王安石为直集贤院、知制造，审查京城刑狱案件，他才从地方来到京师。朝中士大大一时之间引以为京都盛事。 　　王安石在或任取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语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当，据理力争后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因母亲病逝，王安石辞官回江宁(今江苏南京)守丧。宋英宗在位时，几乎年年以高官厚禄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可对于如此热情的延揽，王安石每次均以服母丧和身体欠佳为由婉言谢绝，拒绝入朝，宁愿留在家乡。 　　这一段韬光养晦的历程在常人看来很难理解，但王安石在等待自己的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势必要为国家做大事。京都之外的政治实践，已经为他奠定了政治生涯的基础。朝廷中名臣重儒云集，不同的政治观点引发的从未停息的竞争让他觉得无法应对。学识渊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人，都是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只要其中一人对他锐意进行的改革投反对票，他的新法就会举步维艰，难以实行。加上他性格执拗，不擅长与人沟通，想改变成规、实践政治理想却不愿作过多的解释，所以他只能等待。 　　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来到京师，时人都视之为奇才。老一辈的名公巨卿如富弱、文彦博都对他颇有好评，欧阳修也对他很有好感。只有极少几个人，如苏洵和张方平等，不喜欢王安石不近人情的性格，并对他不修边幅的生活表示厌恶。 　　张方平曾与王安石共同监督地方考试，因相处不融洽而拒绝与王安石结交。欧阳修想介绍王安石与苏洵相识，王安石也很愿意结识苏氏父子，但是苏询与张方平是老友，因而回绝了欧阳修的美意。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时，在所有被邀请参加丧礼的人当中，只有苏拒绝前住，并且写下著名的《辨奸论》。有学者认为《辨奸论》并非苏淘所作，而是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变法传出这篇文章，署名列苏洵。无论文章出自谁手，《辨好法》近记旧运把工左石，竭力反对“新党”变法。 　　相传苏润写《辨奸论》时，苏东坡和苏辙都认为父亲对王安石指责大过，但是老友张方平却持完全赞同的意见。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曾就改革一事试探过宋仁宗的心意。他上书论度，长达万言。这份万言书最核心的思想是改革吏治。它既是王安石长期在基层历练和思考的结果，也是对十四年前范仲淹“庆防新政”精神的承袭。然而，宋仁宗看完万言书后便束之高阁，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王安石只得继续等候时机。在随后宋英宗当政的四年中，王安石虽多次蒙恩召，但都辞谢不就。这时，宋英宗的长子赵顼正以皇储之身居于京都，而为太子掌管文书方面工作的是韩维。韩维早年曾与王安石议论不合，但此时却极其佩服王安石。他经常对朝政发表见解，每逢太子赞同时，他就说：“这并非臣的意见，而是王安石的高论。”于是，赵顼对王安石的印象越来越深，加上他即位前已经读过王安石写给宋仁宗的万言书并对其中的内容深表赞同，因而很期待有朝一日能借重王安石的政治才能治理国家。 　　满怀治国抱负的赵顼刚继位，便迫不及待地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紧接着又将他擢升为翰林。王安石与韩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知道施展抱负的机会终于等到了，但是他还是将进京的时间推到了七个月后。 　　鼎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奉召入朝为官，并被恩准有越级进言的特权，不受朝廷现有官礼限制。这无异于拿到一柄“尚方宝剑”，他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施展理想了。 　　王安石一到京都便受到宋神宗的召见。召对时，宋神宗询问王安石：“依爱脚之见，朝政的当务之急是什么？”王安石回答：“微臣看来，当前朝政以决定政策为首要任务。”宋神宗继续问王安石怎么 　　看待唐太宗，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个问题看看他对自己的为君之道有什么建议。王安石便回答说：“陛下应当以尧、舜为榜样，而不仅仅是学习唐大宗。尧舜之道推行起来其实十分容易，后世的土人们并不真正了解先王之道，因而认为尧舜之施政不能再行实施。” 　　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回答非常满意，等到朝中官员全部退去，朱神宗将王安石独自留下。他敞开心扉，与王安石探讨国家治理与君臣之间的关系等话题。 　　他年方二十，满怀雄心壮志，心中豪情万丈，十分渴望建立一个国富兵强的帝国。由于性格使然，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液，在嗣位后一心要励精图治、揽辔澄清、变法图强，而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与自己心意相通的治国良相。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实行王安石的变法计划，即便牺牲其他大臣也在所不惜——这也就使这位年轻的皇帝每逢有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新法时，头脑中便浮现出尧舜时代“四凶”的影子来，以致许多优秀的人才饱受流放之苦。 　　熙宁二年(1069年)，苏氏兄弟回到京师。这时，王安石刚刚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就职不久，便大刀阔斧地在朝廷各部门开展变法活动，清除异己分子。随后两年，一些沉稳保守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任的谏官几乎都是王安石提拔的。抗争之事此起彼伏，整个官场一片喧闹之声。一些深孚众望的朝廷重臣开始公开反对王安石，但年轻的皇帝不明白他们为何要反对。 　　在宋神宗看来，王安石要求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揽权，完全是出于一片报国之心。虽然贵为宰相，王安石在生活方面却极为朴素。金钱对他毫无吸引力，权柄亦非他的追求，他这种无私为国的精神感动着宋神宗。在他眼里，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师益友。变法前期，宋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几平所有大事都要找王安石商量。新法实行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朝中所有的反对声都直指王安石。宋神宗虽然有过迟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 　　对此，反对派认为是王安石使用计谋，让皇帝觉得这场纷争是皇帝和反对派奸邪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因而视王安石为奸邪之人。宋神宗很是不解，他询问王安石：“怎么会闹得这么厉害？为什么那么多大臣、御史和满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道：“皇上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这些旧臣。旧臣与皇上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他们获胜，朝廷大权将落入他们之手；若皇上获胜，朝廷大权仍由皇上掌控。那些自私的大臣存心阻挡皇上行先王之道，自然会闹出这一番纷乱景象。” 　　王安石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疑，加上一群力图创新的年轻追随者，王安石的激进变法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实行新政的动机是富国强兵，这是毋庸置疑的。宋朝承纷争杀数的五代残唐五十年后，一直未能强盛起来。而西夏、契丹(又称辽)、金却不断侵扰宋朝边境。每与这些周边势力短期交战，宋朝几乎都是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无不是让人忍辱蒙羞的条款。作为被番邦承认的天朝皇帝，理当接受进贡。但现实恰恰相反，宋朝每年须赐予周边番邦巨额的金银绸缎，这自然使得国库财力大量外流。而国内行政又一向松弛散漫，朝廷经费常常呈现捉襟见肘的状态。王安石认为自己是财务奇才，能够凭借纳税征兵的制度设计为国库筹集钱款。而且他在西北地区派驻重兵，用武力来恢复国威，曾发动数饮战争，只有一次落败。为继续作战，筹措战争经费，国家财改制度必须做出改变。这也是王安石政策中最能打动君心的要点之一。新政最重要且最为人所熟知的共有十四项，可概括为三种类型。一类是财经政策，可称为富国之法，包括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等六项；一类是养兵政策，可称为强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五项：一类是用人政策，可称为取士之法，包括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等三项。其中最重要的是财经政策，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的财经综合改革方案几乎是一套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远远地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彼称此之为流俗 此谓彼之为乱常 　　从变法开始，北宋官员从上至下逐渐分成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都人才济济，哪一派取胜，就将对方全部打倒，并全面推翻对方的各项政策。这样的纷争最终演变为朋党之争，后来两派的裂痕愈来愈深，斗争也越来越激烈，直到北宋灭亡才停止。 　　在朝廷上，王安石批评反对派，说他们是恶意阻挠新政；反对派则攻击他滥用权力，“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己者为腐败”。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变法提议得到宋神宗支持，他的权力无形中扩大了。次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开始大规模推行新法，引起朝野内外关于变法的激烈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关于青苗贷款法，一个是关于御史的自由谏言权。 　　争论的双方，反对方是朝廷的元老重臣、卓有才干之士，且人数众多；坚持变法的一方，则罕有才干卓著的老臣，主力多是热心追随王安石的年轻官员。但是，王安石有神宗的鼎力支持，而且他的那些追随者多是正在成长的年轻人，他们不仅雄心勃勃、精力充法.还颇有智慧。但在反对方眼里，这些人被视为阴险诡诈的小人。然而王安石逐渐对所有的“流俗”之辈持轻视态度，在争辩无效后，认为他们不足与谋。他不但疏远了那些年迈忠厚的元老大臣，其至连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等，也因为意见分歧而与他们断绝了往来。这样一来，他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没有得力的老臣和年轻人才可用，于是他便大范围地从中下层提拔官员。这些被拔升者，有些并没有才能胜任职位；有些对他唯唯诺诺、毕恭华敬，以利用他牟取私利；有些确实有才能的后起之秀在不自觉间陷入党争风波，被人利用。 　　最终，王安石变法主要依靠两个人：一个是曾布，一个是吕惠卿。两个人都十分活跃、富有才干、能说会道，反对派认为他们是阴险胶诈却有权谋、极具说服能力的人，尤以吕惠卿为甚。 　　反对派的领袖人物是为世所景仰的司马光。作为宋朝宰相，他与范仲淹齐名。他和王安石在治国理政的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在其他方面却彼此欣赏。两人都坦率真诚、忠于自己的信念且洁身自好，无论是对待金钱物质的态度还是个人私德方面，他们从未受人指责，堪称世之楷模。 　　然而，历史就是这么令人遗憾，两个有诸多相同点的文学家却成了政治上的死敌。因为他们两人的政治斗争，且双方坚持各自的信念，致使宋朝朝廷沦为党争的战场。司马光作为一个政治家，因为反对变法，被认为是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尽管他曾表态“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实际上，后来重回权力中心的他却因不满王安石变法而不择优劣地尽罢新法，又将宋神宗时期用军兵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还西夏以求和平，致使日后的新旧党争论为意气及权位之争，双方官员不再集中关注国政运转。事实上，变选多年后，朝中很多大臣看到了变法带来的好处，不赞成全盘废 　　除新法，包括初期反对激进变法的苏东坡也认为应该将新法中有益民生的部分保留，但持这一观点的官员又一概被司马光等手握重权的人残酷打击。 　　置身于变法派与反对派之间的宋神宗无法掌握局势的变化。早年，当朝气蓬勃的宋神宗初登皇位时，他寄厚望于司马光，希望他能和王安石一道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局，实现国家的振兴。 　　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则主张节流。因政见不同，司马光和王安石在一些问题上常发生激烈争辩，有时两人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尤其青苗法颁布后，司马光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故而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曾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为人爽直的名将韩琦，在大名府目睹了青苗法贷款发放的情形后，也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韩琦的奏折呈送到宋神宗手中。宋神宗和王安石讨论了奏折的内容。宋神宗就韩琦提出的问题向王安石发问，王安石认为这些问题都不成立。事后，他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变法的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作逐条批驳，并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辩愈加急切，他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如此一来，王安石的地位受到挑战，宋神宗开始流露出中止青苗法的意向。他左右为难，一边是刚直不阿的老臣，一边是锐意革新的宰相，到底应该怎么办？为了获得更确切的信息以便决策，宋神宗派出专员到外地视察。派出的专员也深知利害关系，回报时说青苗法很得民心，并没有强迫贷款这样的事情。宋神宗于是决心贯彻新政。 　　此番波折过后，王安石的地位又得以巩固，司马光被降为制诰。 　　不久，韩琦也辞去河北安抚使一职，只留任大名府知府职位。面对上述情况，官卑位低的苏东坡愤怒不已。这时他只有三十二岁，在职史馆，且仅限于执笔为文，与政治决策毫无关系，但是他天性组白直率，加上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难以抑制的满腔激愤促使能洋洋洒洒地给宋神宗上了两次奏折，一次是在照宁二年(1069年)十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三月。 　　苏东坡的两份奏折措辞尖锐，锋芒毕露，立即引起了朝廷的关性。在第一份奏折里，他直指王安石创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使民心不悦，这个新部门“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他劝谏宋神宗“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随后又从多个角度分析变法的利弊得失，希望宋神宗能明察秋毫，以天下黎民百姓为根本。这篇奏折近万言，言辞恳切、谦恭，从中可见苏东坡对国事的关注和爱护黎民的赤子之心。苏东坡这两篇不平而鸣的长篇大论上呈后如石沉大海，没有收到任何反馈。 　　而此时王安石对御史台的清除正在进行中。起初，王安石只是警告朝廷百官不要对新政妄加批判，他与对经济政策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激烈的争辩。后来，对于批评指责他的御史，他不再解释，尤其是受到御史中丞吕诲的弹劾后，他干脆将他们一律予以撤职。一天，吕海和司马光给皇帝讲解经典后出宫殿，向司马光透露将要弹劾王安石，并且从袖子里取出弹劾奏章给司马光过目。司马光看到他的奏章言辞激烈，说道：“他现在深得人望。我们这些人哪有能力动得了他？”吕诲听罢，大惊失色：“连你也这么说！”尽管如此，目海还是坚持弹劾王安石。他在弹劾奏章里措辞尖锐地说王安石“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其弹劾结果就是，他被革职处理，并由此拉开了王安石排除异己的序幕。 　　此后，官员们批评朝政的权力受到限制，官府组织机构的功能 　　遭到重创，从而引起了官场震动。御史台官员群情激愤，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保住固有的监察权还是等候被人清除？为了争夺权力、几位御史决定殊死一搏，他们++++弹劾王安石，请求皇上免去其相位。王安石得知后非常生气，试图将他们全部投进监狱。司马光和范纯仁则认为如此对待御史非常不妥。经过双方的辩论和商讨，六名御史遭到贬谪，被下派至边远外县。 　　面对这一情形，范纯仁决定挺身而出。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在范种淹去世后才出来做官。他在政见上与司马光同属保守派。他上奏弹劾王安石，认为王安石改变祖宗法度，搜刮钱财，使民心不得安宁，而招致那些看不见的怨恨。宋神宗不解其意，连问“看不见的怨恨”所指为何。范纯仁借杜牧所说的“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来作答。宋神宗赞许他的表态，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范纯仁写了一部《尚书解》献给宋神宗。 　　为了维护御史的权力，他请求朝廷撤回贬谪御史的公文，结果因此遭受流放。后来，司马光复相，坚持要废除青苗法时，范纯仁又认为不需要废除，因为此时青苗法已收到良好的实践效果。他希望司马光虚心“以延众论”，不必因人废言，应尽量采纳有可取之处的主张。可惜司马光并不这么认为，为此，苏东坡、范纯仁等人惆怅地叹息道：“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随着旧官员的被贬或请辞，朝廷上的局势迅速发生了变化。朝中众臣对当权者的看法，由期待变成怀疑，由怀疑而心生迷惑，由迷惑而感觉愤怒直至恐惧。 　　熙宁三年（1070年）三四月间，御史台遭到大规模整肃，大量后起之秀占据相应职位。王安石仅用短短一个月时间，便雷厉风行地完成了在御史台清除异己的工作，可见他意志之坚定以及改革源办事效率之高。司马光极力向宋神宗痛陈利害关系，但收效甚微。 　　朝廷内外，人人自危，就连王安石的老师欧阳修也选择退出仕途。照宁三年(1070年)六月，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去一切联务，白隐林泉。欧阳修其实并不反对变法，不过他更倾向于科举改革。他大力值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及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相当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淘、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至此，王安石的改革派气势达到顶点，对朝堂的掌控达到最严，而反对派的声音也并未消失，他们依旧向宋神宗痛陈激进改革的弊病，希望说服皇帝罢黜王安石一派，停止变法。 　　上书万言谏人君激恼权臣遭贬逐 　　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风波中，苏东坡的老友范镇也不可避免地被卷了进去。范镇比苏东坡的父亲大两岁，比苏东坡大三十岁，在仁宗朝中状元，为翰林学士。他很欣赏苏东坡兄弟的才华，对他们很照顾。后来苏东坡和弟弟苏辙每次进京述职，都借住在范镇家。范镇去世后，苏东坡在挽词中写道：“高斋留寓宿，旅食正萧然。”通过范镇去世前后自己的境况对比来感谢范镇留宿的情谊。 　　范镇曾在仁宗、英宗朝任职于中书省。他个性之强，不让钢铁。宋C宗在位时，多年无嗣，嘉祐二年(1057年)突然发病，引起群臣你虑，性惶不可终日。朝臣希望皇上尽早选定储君，以安人心，但来仁宗总想由亲生儿子接管河山，故不愿过继太子。拥立之事牵涉政治集团的宗派斗争，一旦失败，便有可能身败名裂，故群臣都“莫敢先言”。唯有范镇下定决心，纵然掉脑袋也决计要“死于职”不愿在未来争夺望位的乱军中沦为“炮灰”。他三次面见仁宗陈述见解，十九次上奏本章，力述立嗣之理，即使须发变白，他仍不放弃。朝廷无计可施，只得将范镇的知谏院职改为集贤院修撰。即使如此，他还累申前议。最终在韩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仁宗才确立赵曙为继嗣。 　　现在遇到王安石变法，他不同意改革，又给年轻气盛的宋神宗上表章，连上五章后，王安石亲自作文予以驳斥。范镇自觉辩论不过王安石，势力也不比王安石，决定辞职。辞职前他又上一疏，并在辞呈上直言不讳：“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宋神宗将此奏疏交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脸色骤变，拿奏折的手不由自主地发抖。但迫于“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宋神宗没有杀范镇，只是罢免了他的官职。 　　从这些事情既可以看出范镇作为保守派的坚定，也可以看出他的刚正与耿直。对于范镇的人品，苏东坡十分仰慕。范镇被罢官当天，苏东坡去他家里祝贺：“您的官位虽然丢了，您在群臣后学中的名声却更加响亮。” 　　范、苏两家始终保持着情谊，最后从同乡变成了亲家。苏东坡有三子：长子苏迈、次子苏迫、三子苏过。其中，苏迈的女儿嫁给了范镇的一个远房侄孙，范镇的孙女又嫁给了苏过。苏辙生有四子：长子苏迟、次子苏适、三子苏逊、幼子苏远。其中，苏远续娶了范镇之子范百揆的女儿。 　　对于亲成兼晚辈的苏东坡，范镇一直关怀备至。苏东坡刚做官没多久，父亲苏淘在开封去世，他须将父亲的灵枢运回四川老家安葬。当时交通不便，从开封到眉山要走整整一年，东坡兄弟途中路费短缺，范镇知情后慷慨解囊，提供帮助。范镇被罢官，好友司马光愤愤不平，也心生去意。起初，司马光被派往陕西做外任官，但他留恋京都不想离开。他和王安石诚恳、严肃地讨论了新法，书信来往约有三次，最终没有谈妥，二人完全决裂。宋神宗原本希望司马光继续在朝为官，并再三授予他官职，但司马光都婉言谢绝，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此后十六年间，司马光闭门不出，倾力编撰鸿篇巨著《资治通鉴》。 　　范镇和司马光的辞任，使年轻气盛的苏东坡不再保持缄默，开始给宋神宗写万言书。 　　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苏东坡蒙皇帝召见，首上《议学校贡举状》，主要谈论教育文化，获得皇帝的称赞，并命他“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马上认真遵办。同年十二月，作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①、权开封府推官2的苏东坡，又向宋神宗上书，议论的内容仍然是文化，落脚点在“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这是苏东坡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的第三次上书。第一次议学校贡举，第二次谏买浙灯，特别是第二次对皇帝的劝谏，宋神宗从善如流，放弃了买新灯的打算。这让苏东坡感动不已。这次上书他依旧尽其所能地恳求皇帝改变主意，但现实形势对他十分不利。 　　他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上奏的目的，并向宋神宗提出了三个愿望，即“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围绕这三点，我们看到了一个公忠体国、直言敢谏的苏东坡，他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引用若干历史故事，来阐明个人的观点。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取六马。”言天下莫危子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优辨。聚散之间，不容毫屋。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骨，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这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表志，则救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路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义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透过文字，可见真诚无畏的苏东坡先讲道理，指出“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突出“结人心”的重要性。他用比喻和若干历史人物的事例说明取信于民的重要性。通过正反对比，他义正词严地指出了结人心和背人心的不同结果，矛头直指王安石变法的推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在他看来，这个新设的机构给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贤者忧，小人谤，商贾不行，物价腾.……这些状况确实让人担忧。此外，不仅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背弃人心，重法中有关农田水利、差役、青苗放钱等政策也是如此，因而，他都予以批驳。 　　同时，他劝宋神宗“厚风俗”，并说理道：“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幕，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一番话可谓至情至理。随后，他摆出了一连串令人无可解驳的历史事实，规劝宋神宗“崇道德而厚风俗”，不要“急于有功而贪富强”。 　　随后，苏东坡再以人的身体作喻：“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天。人之寿天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元气如何养？慢慢养。 　　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巴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珠。故巨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为此，他又举出若干古代圣贤的事迹与历史典故，但似乎言犹未尽，又列举了神宗的祖父仁宗的例子。 　　仁祖之取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明章。然考其成功，则日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子府库，别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退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 　　好的风俗是立朝之本。类似论据还有诸葛亮用黄忠、汉文帝不用费谊、景帝用晃错等，有了这些论据，苏东坡的结论就顺理成意得不由人不信服了。 　　关于朝廷如何“存纪纲”，苏东坡从国家权力的平衡说起。除了平衡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即保护言论自由，尤其是台谏的言论自由。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台谏未必个个都是贤人，所言亦未必全部正确，那么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苏东坡给出了他的答案“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台谏有了言论自由，才能监督王朝纲纪。 　　苏东坡相信皇帝能够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论之向背中看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在数度对新政进行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和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他在奏章的最后说，他并非诋毁新法，只是想谈谈不同的看法，“以赞蚁之命，试雷霆之成，积其狂愚，岂可数赦？”他说自己深知皇帝圣明，定能察知为臣者的一片忠心。 　　然而，苏东坡的这份奏疏上呈之后，又石沉大海。次年三月，他又一次上书。宋神宗已临时下诏，严禁强行推广青苗贷款法，但是他并不打算废止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此举正如一个偷鸡败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这计宋神宗和王安石 　　都很不高兴，但他们也没有打算处罚苏东坡。致使情况恶化的是苏东坡在任股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时，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种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王安石，也让宋神宗对苏东坡的印象发生改变。 　　司马光离开京都回洛阳之前，辞拜皇上。宋神宗对司马光提到苏东坡的人品似乎欠佳，他认为司马光对苏东坡的评价过高。可见苏东坡攻击王安石变法的过激言辞与举动，让宋神宗对苏东坡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举报苏东坡，说苏氏兄弟运送亡父灵枢乘船回四川老家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兵卒，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朝廷于是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柩所经各省路途收集证据。但最终官差回报称无所获。 　　依照当时苏东坡的政绩，宋神宗有意让他官居知州职位，但王安石与谢景温却强烈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通判；而后宋神宗予以改动，任命苏东坡为杭州通判。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未予理睬，他任凭官府调查，自己则准备携带家眷前往杭州赴任。 　　兄弟共度话别离 诗书易成意难平 　　照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东坡携家眷离开京都开封，前往杭州上任。从此，江南一带成为苏东坡的诗情喷涌之地。他先后任职于杭州、密州、徐州等地，除了为人称道的政绩，更留下了一篇篇读传干年的佳作。他以天真欢快的心情与近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所网听见、所思所感尽情地歌唱出来，写就了一批或感伤凄凉，或该谐幽默，或忧虑愤怒的诗词歌赋。苏嫩此时正在陈州(今河南周口)担任教授，自甘淡泊。陈州恰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如此一来，苏东坡便有机会时常去弟弟家里小住了。 　　苏辙曾在守丧期满后返回京师，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做检校文字的工作，因与王安石议事时多有不和而被外放。苏辙此时正在而立之年，本应驰骋抱负，有所作为，却不想遭到贬谪，心中难免落复难过。苏敬家里贫穷，住宅通仄且低矮，与他高大的身材形成反差。苏东坡为此写诗《戏子由》： 　　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 　　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 　　眼前勃蹊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 　　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族旄。 　　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垂。 　　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 　　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诗作的题目虽是“戏”，实是安慰、称赞苏辙。后半部分是苏东披的自嘲，不如意的心境跃然纸上。 　　他们的老朋友张方平也退隐在城里居住，他们时常以酒饭相约这果，亲人朋友相聚，日子悠闲平静，虽然清贫，但其乐无穷。他们读论国事、家事和个人的前途及如何保持健康长寿的秘诀。他们还相互指出对方的性格缺点并给出中肯的建议，苏辙劝诚苏东坡说话要有所保留，不要总向别人坦露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不要直抒见解，要注意收敛。 　　兄弟二人虽然有相似的政治立场，却因截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及处世方式而呈现不同的风格。哥哥轻快、天真、好辩、开阔、百无禁忌，弟弟内敛、务实、拘谨、寡言、平静沉稳。这种差别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在苏东坡的文学天地里，不限题材，不限内容，什么都可以入诗成文。他的作品承载了丰富的生活内容，既有对内在的探求，也有对外界的开拓，还有对人生的思考。他的作品充满了鲜活、生动的形象或意象特征，既风趣幽默又饱含哲理，散发出人性的光辉。苏辙的才气不如苏东坡，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淳朴厚重，深沉而有韵味。 　　赴任途中，苏东坡在弟弟家里逗留了两个多月。临别时，兄弟二人难含难分，苏辙一直将兄长送至颍州(今安徽阜阳)。到达颍州后，他们又拜访了欧阳修，并停留了一些时日。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出发前夜，他们在颍河的船上吟诗论政，彻夜无眼。他们讨论孟子所言“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中饱含的深义，探讨“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降”“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等为官治国之道。 　　《颍州初别子由二首》，表达自己的 　　心境。 是夜，苏东坡写了两首诗其一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留连知无益，惜此须史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讷刚且静。 　　寡辞真吉人，介石乃机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从今得闲暇，默坐消日永。作诗解子忧，持用日三省。 　　其二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是六一居士欧阳修。诗中的“飞蓬”一词可以说是预言了苏东坡自此开始的命运…… 　　清晨的阳光洒满湖面，苏东坡与弟弟挥手告别离去。抵达杭州后，苏东坡把兄弟舟船夜谈论政的结论与体会写成诗稿《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并寄给苏辙。 　　其一 　　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动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其二 　　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颓自畏人。 　　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 　　此后，兄弟二人便如扁舟般在宦海中浮沉起落，个中滋味被他们记诸笔端，再通过相互唱和给予对方温存的慰藉与扶持。两兄弟这种亲密无间的深情厚谊借由他们的诗歌作品被历代文人称颂，成就了一段佳话。 　　关注一下，后续更精彩…… 　　执笔画堂的歌词